好文赏析 | “非遗” 主题展览的话语分析

博物馆展览作为社会实践与价值观念的空间投影，体现了不同学科范式在博物馆空间中的集聚与交流。中国博物馆知识谱系的多元性，形成了“非遗”主题展览叙事类型的差异化格局。以目前笔者所见，主要可分为工美叙事、民俗叙事和项目叙事三大类。

    以审美为诉求的文物陈列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常见惯式，旨在通过展品本身的艺术维度呈现，强调其美学价值。在美术维度下，传统手工艺物件往往被纳入“艺术作品”的范畴，每一件都被独立展示，被打上聚光灯以凸显造型和技艺上的特征。工美主题的艺术化展陈模式，实质是将相关非遗器物的诠释重心由社会功能“介质”向文化艺术“载体”转化。

    “非遗”话语的进入，拓展了对于既有的“工艺美术”理解的视域，使我们认识到其在分离式的静观审美模式之外更具介入式、情境式的审美经验，并注意到工艺美术的生活性规定。但非遗在引导我们关注工艺美术类遗产与生活关系的同时，也进一步提高了工美制品的文化附加值，强化了非遗传承人艺术化的个体认知，促进了工艺美术类遗产向纯艺术性展示的转化。这种双重性就形成了工艺美术类非遗的展示在“艺术”视角和生活意旨之间游移的叙事特征。

    非遗的国际语境在产生之初即与“民俗”这一观念纠缠不清，这也体现为由于内容的重叠和视角的相近，地方民族民俗展览多被“非遗”语义重复。中国“民俗”器物的博物馆化渊源众多，虽然发展道路多有不同，但夹杂着国家意识、学科理想和社会关怀的实践面向与如今“非遗”话语的取向是共通的。这便使得民俗叙事顺利过渡或转换为“非遗”展示的主要类型。

    在这种叙事脉络中，物件意义的重点不在于器物本身的美学特色，而是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情境。其展示的方式，可分为“脉络式展示”和“现地式展示”：脉络式展示是依照概念性的分类架构“结构性”的整理安排展品，力图呈现出地域文化的整体性，是具有结构、功能主义人类学意味的展示手法；“现地式”展示则强调“经验”导向，主要体现为场景重建，“创造一个能让观众置身其中的虚拟世界”。前者关注物质文化与智性知识之间的关联；后者则体现了一种类似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策略。如今民俗展览的手法常夹杂两者，以某种线性或专题式的文化脉络为主结构，择重要之文化内容作场景式展出。

    相比在博物馆展厅中通常平铺展开的“教诲主义”和“文本主义”，场景之于非遗在人类学上的意义，其一在于从实物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展示维度下信息编织的文化深描；其二在于文化标志性的凸显，得以切分出遗产中具备核心代表性且有一定表现力的主干环节。这就造成了“非遗”在展示学理上与民俗或民族志一定程度上的切近和结合。

    与上述非遗话语嵌入展览内容的模式不同，“非遗”本身的确也在结构层面塑造了一种新的展览叙事类型，可称之为“项目叙事”。项目叙事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以特定行政区域为范围，基本循于区域内国家级、省市级等非遗名录项目分类及内容，作为展览主题纲目结构；或对于某一个非遗项目的展示，基本对应于其项目申报书，依据区域及地理环境、历史渊源、基本内容、相关制品及作品、传承谱系、主要价值、濒危状况、保护措施等内容，加以适当调整编排之后进行的立面和空间转化。项目叙事的主要特征是复制了“非遗”的官方标准文本表述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最为“规范”的“非遗”主题展览。作为国家文化政策与文化遗产行政的空间化转译，这种叙事模式集中体现在各地政府所建设的非遗展馆的展陈中。在全国各地常出现的非遗“赶大集”式的大展，也多采取这种项目叙事结构。

    上述三种叙事类型在实际的展览操作中，既可以独立表现，也可以基于不同的部题特征而相互嵌套拼接。但由于几种叙事类型在结构内涵上的冲突，即使形成综合性的“在场”，也依然会表现为以某一叙事类型为主体的框架结构，从而形塑了展览的定位与特性。

     随着“非遗”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实践的深层介入，遗产话语已经广泛进入到各级各类型文博场馆的办展逻辑中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，非遗的展示在凸显类型化的同时，也出现了一些普遍性的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