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显祖文艺思想之“通变”｜周育德说牡丹亭•捌

汤显祖文艺创作的杰出成就，是以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，和他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有关，同时又受他的文艺观的具体指导。

汤显祖没有留下文艺理论的宏篇巨著。但是，在他的篇帙浩繁的诗文作品中，有不少论诗、论文、论戏、论画、论乐的言论。把它们稍加梳理，对他的文艺观即可有一大致的了解。本文试从言情、尚真、务奇、通变等几个方面，对汤显祖的文艺思想作些粗浅的探索。
 

“吐纳性情，通极天下之变”（《朱懋忠制义叙》），是汤显祖文艺观的又一个方面。汤显祖主张写作要学习古人的经验，要借鉴传统，但更重要的是要遵时知变，发扬自己的才情。他说：

昔人常因其“情”之卓绝而为此，固是以传。通之以“才”而润之以“学”，则其传滋甚。然以今思之，亦“时”然也。（《学馀园初集序》）

明代以八股文取士，把天下读书人训练得头脑僵化，缺少性灵，缺少独创精神。大多数读书人不仅作八股文毫无生气，即使作诗歌散文也多公式化。汤显祖慨叹：

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。能为伎巧文章，竟百十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，则乃其性少灵者与？老师云：性近而习远。今之为士者，习为试墨之文，久之，无往而非墨也。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，久之，无往而非程也。宁惟制举之文，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。（《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》）

因此，他提出了“法”与“变”的关系问题。他说：

真有才者，原理以定常，适法以尽变。常不定不可以定品，变不尽不可以尽才。（《揽秀楼文选序》）

他提倡一方面要“原理”和“适法”——遵守文章的一般规矩与法度，使文章体正品高；另一方面又要尽变和尽才——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独创性，不受“法”的绝对约束。
 

汤显祖又提出一个“法”与“机”的关系问题。他教导自己的儿子汤开远说：

文字，起伏离合断续而已。极其变，自熟而知之。父不能得其子也。虽然，尽于法与机耳。法若止而机若行。（《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》）

他说“法”似乎是凝固的，而“机”则是流动变化的。所谓“机”，就是“天机”，就是“人心”。他说过：“天机者，天性也。天性者，人心也。心为机本，机在于发。”（《阴符经解》）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，可以决定文章的灵动变化。在遵守似乎是不变的“法”的过程中，充分地调动自己特有的（父子所不能互代的）思想感情，是可以写出有独创性的文章的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人的思想感情有时与文章的“法”发生矛盾。这时，汤显祖主张宁可突破法度而有所进取。他用“狂”与“狷”两种作风的不同来阐明这种主张：

子言之，吾思中行而不可得，则必狂狷者矣。语之于文，狷者精约俨厉，好正务洁，持斤捉引，不失绳墨。士则雅焉，然予所喜，乃多进取者。（《揽秀楼文选序》）

所谓“多进取者”，就是“狂”者。何谓“狂”者？李贽说：

盖狂者下视古人，高视一身，以为古人虽高，其迹往矣，何必践彼迹为也，是谓志大。以故放言高论，凡其身之所不能为，与其所不敢为者，亦率意妄言之，是谓大言。固宜其行之不掩耳。何也？其情其势自不能相掩故也。……渠见世之桎梏已甚，卑鄙可厌，益以肆其狂言。 （《焚书》卷二《与友人书》）

这种不肯践古人之旧迹，不愿守法度之桎梏的狂者，虽不象狷者那样“持斤捉引，不失绳墨”，“精约俨厉，好正务洁”，但是有大志，敢大言，富于进取心，有独创精神。在狂狷二者之间，汤显祖宁愿选择狂者。汤显祖提倡通变，实质即在于提倡进取。他欣赏肖士玮的文章，正是由于肖能“奇发颖竖，离众独绝，绳墨之外，灿然能有所言”（《肖伯玉制义题词》）有狂者的进取精神。
 

汤显祖自己的创作，也是实践吐纳性情，通变进取，不拘绳墨，不践往迹的主张。